2010年，對于中美兩國的醫療衛生改革，都將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攻堅之年。美國的醫改法案艱難闖關。中國醫改，包括公立醫院改革、基本藥物制度建立也將向實質化邁進。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，中美兩國是否能以醫改作為突破口，為全球經濟復蘇提供新的動力，值得世界期待。

　　雖然中美面臨不同的政治體制、文化背景和相異的經濟發展階段，但美國此次醫改不論在初衷意義上的改革理想和改革立法進程上，都對中國醫改具有直接的啟示。

　　首先，從全球趨勢來看，保證公益性是最基本的醫療目標。奧巴馬醫改目標是全民醫保，并在宣傳中多次提到，美國有如此多的公民沒有醫療保險，與美國經濟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極不相稱。享有醫療保障是國民的權利,不能完全由個人財富的多少來決定。奧巴馬強調政府對全民醫保所必須承擔的職責。這樣的理解，以及基于此而設計的醫改措施，對當前中國醫改具有強烈的現實借鑒意義。2009年中國新醫改方案出臺以來，公益性和政府主導成為醫改的核心，而問題關鍵在于如何有效發揚中國的制度優勢，在維護各相關部門改革積極性的同時，確保醫改的公益性方向。

　　觀察奧巴馬本輪醫改的立法，始終保證了高度的清晰性和可操作性。3個版本的醫改方案對于醫療籌資體系改革的各環節如覆蓋面、成本、償付模式、對投保個人的要求、對企業的要求、政府補貼、個人如何選擇保險計劃、公共保險計劃的細節，以及與原有老年、殘疾醫療保險的關系等各方面，都實現了具體到數字、具體到部門的政策設定。其中，許多責任精確到部門的辦公室級別，費用測算也精確到千美元的單位。這樣不僅有利于各個職能不同的執行機構準確履行職責，避免責任真空和責任重疊，也有利于各機構都能在完全公平、透明的意義下進行政策的辯論和調整。我國的醫改由于各地和各部門缺乏統一化和細節化的改革操作流程，具體改革政策和財政投入在各地的執行過程中也具有相當的差異性，部門、地方間改革出現利益相互沖突和爭斗的情況。對比美國的醫改做法，我國應更重視改革政策制定的清晰性和可操作性,并在執行中實現充分的統籌與協調。

　　此外，奧巴馬醫改中的一項重要配套措施，是全面推進醫療信息化。上世紀90年代，美國退伍軍人醫院體系的改革首次以醫療信息化為核心，成功實現了該系統內1000多家醫院信息的互聯、互通、互享，使得監管者和患者都能方便地進行評價和監管。該系統一躍成為美國績效最好、成本收益最高的醫療系統。美國各醫療機構的性質和管理理念不同，對醫療信息的需求、供給和管理模式上存在較大差異。而改革的最大要求是實現統一化、標準化的醫療信息管理。因此，全美推行醫療信息化仍具有現實的難度。

　　借鑒美國在醫療信息化方面的經驗具有適合于中國國情的獨特意義。這有助于實現中國醫療體系的高效率、低成本這兩大目標。我們不僅具有占據絕對主導性的公立醫院體系，而且整合的行政管理模式和易于推廣的社會保障制度，讓信息化系統的結構與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特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。這使得中國在實現醫療信息化上比美國具有顯著的優越性。